浙江在线8月16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尉洁婷 通讯员 王雪飞 方思齐）当今年第四批国家临床医学中心公布时，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在一众儿童医院中脱颖而出，入选首批国家儿童健康与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依托建设单位，成为“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正式进入“国家队”。而这份荣耀是经过长达近70年的点滴积累和深厚积淀铸就而成的。
50年代儿童医院住院部
1951年，浙江省终于有了自己的儿科专科医院——浙江省立妇幼保健院，三年后，妇产科换址搬离，儿科独立成院更名为浙江省儿童保健院。医院位于孩儿巷和竹竿巷之间，毗邻省城杭州最繁华的延安路，与西湖一步之遥，小小的18亩地深藏在市井深巷，是无数人儿时的记忆。
浙大儿院滨江院区
而如今，在杭州最繁华的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段已经为浙大儿院留下了四十多亩的湖滨院区；在钱塘江南岸，近一百亩的滨江院区巍然矗立，是浙大儿院如今发展的主阵地；而前不久，浙大儿院党委书记舒强教授又接到了新任务：建设“儿科全球诊疗中心”。
浙大儿院历任四位院长在2018年医院新春文艺汇演的合照，“医师终身荣誉”获得者院长康曼丽（右二）、赵正言（右一）、杜立中（左二）、舒强（左一）
浙大儿院腾飞式发展的背后是几代领导者的儿科梦，医院近70年的发展历程也是一个追梦和圆梦的过程。
赵正言教授
赵正言：为了“孩子”的成长，学科要“分家”医院要“搬家”
2018年8月，浙大儿院的老院长赵正言教授在第16届亚太儿科学术大会上荣获“亚洲杰出儿科医师奖”——这是中国儿科百年历史上，第五位获此殊荣的儿科医生。从1997年到2009年，赵正言当了12年浙大儿院的院长，从1980年以浙医大班级最优的成绩进入浙大儿院，赵正言很早就开始为浙大儿院从“小医院”筹划成为区域的儿科“大中心”而努力着。
“1984年时，医院提倡领导干部年轻化，就把31岁的我提拔成了党委副书记；2009年我从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又做了4年的党委书记。”纵观浙大儿院的发展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以赵正言为代表的一大批“老三届”医学生不仅为“青黄不接”的浙大儿院输送了“及时雨”般的临床医学人才，也为浙大儿院这个“孩子”之后的成长备足了“家底”。
赵正言担任院长期间，浙江省儿科刚刚起步，就像襁褓中的孩子一样，儿科学科基础薄弱，进展缓慢，只能处理一些简单、常规的儿科疾病。为了壮大学科实力，更好地保障儿童健康，赵正言下决心在儿内科、儿外科、新生儿监护的基础上继续细分亚专科，让每个人专攻自己擅长的方向和领域，最后握指成拳形成更大的合力。
“1997年我当院长后，把一个大内科分成了7个专科，把一个大外科分成了6个专科，并且提拔了一批年轻的科主任，这是医院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把小小的儿科专科医院再细分成亚专科，这在当时是全国第一个这样做的专科医院。
“大内科、大外科这样的分科已经不利于儿科专业的发展，新生儿科、呼吸科、神经科、内分泌科、消化科、肾脏科、风湿免疫科，我们甚至还设立了全国第一个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把危重的病人集中起来治疗，提高抢救的专业性，同时也可以把最先进的技术、设备用起来。”
这样的“分家”是为了提升学科实力，但当时给各学科的“家底”却有些寒酸。医院要壮大，扩展空间是必不可少的。当时的儿院只是一个小小的的巷子医院，深藏于孩儿巷中，18亩的小院区怎么容纳得下15个专科？在赵正言和全体儿院人的努力下，几年后，湖滨新住院楼拔地而起。
“我们最艰难的时候是当时湖滨造住院楼的时候，3年多时间，3个班子成员挤在一个办公室里。”2001年，浙大儿院湖滨院区住院大楼落成，浙大儿院的专科们有了各自独立的“家”，专科发展迎来第一次高潮。
“2007年，省政府终于立项，在滨江新建浙大儿院滨江院区，当时批给我们近100亩地。”2014年底，浙大儿院滨江新院区正式启用，浙大儿院也开始了跨江发展的新时代。
杜立中教授
杜立中：人才对于医院的意义在于格局和超前的布局
1997年，在院长赵正言主导的“分科”潮的影响下，猛增的亚专业不仅带动了儿科学更专业、精细化地发展，更是激励儿科青年人才的一剂“强心剂”——新生儿科杜立中、呼吸内科陈志敏、消化科陈洁、血液科汤永民、内分泌科梁黎、神经科夏哲智等……当年被提拔上来的一大批青年科主任已经成为了各自专科领域的全国性权威。浙大儿院的上一任院长杜立中，就是其中一位。
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杜立中对浙大儿院是很有感情的。“我家就住在新华路，小时候来看病，走几分钟路就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后，杜立中是第一批成功考入浙江医科大学的大学生，1983年以成绩优异的被分配到了浙大儿院。“当时我们撕开分配通知书的信封才知道去哪里。那时候儿保已经10年没有招5年制及以上的医科大学毕业生了，有我们来医院里很高兴。”
1983年，当时的浙江医科大学校长郑树引入美国HOPE基金会项目，筹建浙大儿院的重症监护单元，英语不错的杜立中被一个项目选中了。1985年正式成立儿科重症监护室（ICU），这也是国内儿科最早、最规范的重症监护单元之一。
杜立中在HOPE项目中的工作
最初5年，美国每年派遣10余人次的医生、护士、呼吸治疗师等专家到医院进行指导培训、并与浙大儿院ICU的医护们共同工作。参加过当时全国新生儿重症监护培训班的30多位学员，现如今都成为了当地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的科主任和学科带头人，而杜立中则是浙大儿院新生儿重症医学科的创始人和建设者之一。
“当时我们的新生儿监护的项目开展之后，浙江周边地区的新生儿也会送到杭州来进行监护治疗，国内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同行也来杭州进修或参加培训。”在当时，全国能开展对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一种早产儿呼吸功能不全的重要疾病）进行正规治疗的单位屈指可数，而浙江的新生儿呼吸治疗技术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
要想学科发展，“走出去”也是必须的。在浙大儿院新生儿重症监护30年的纪念册上，有一张照片，1985年，年轻的杜立中在访美期间与美国医师一起参与新生儿转运。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浙大儿院都拿出经费每年选派科主任、学科骨干到国外进修学习，这在当时的专科医院是不多见的。
1990年，杜立中取得了儿科学博士学位，这也是浙江省第一个自主培养的儿科学博士。从2007年到2019年，杜立中担任了长达12年的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新生儿学组组长，他还是《新生儿学》5年制规划教材的主编。
从80年代成功救治了国内首例出生体重均低于1500克的四胞胎姐妹，到2007年把“救命神器”ECMO运用于重症新生儿患者，浙大儿院新生儿重症医学科的发展是人才带动学科发展的一个缩影，对人才培养的超前布局成为了浙大儿院如今入选“国家队”的底气。
舒强教授
舒强：筑就儿科人才锻造熔炉 服务国家战略发展大局
2014年，舒强教授作为浙大儿院分管科教的副院长和母校浙江大学谈好了一项合作——设立“卓越儿科班”，每年根据自愿报名、医院筛选的原则，从临床医学的大二学生中遴选一批致力于往儿科方向发展的学生进行定向重点培养，这是浙大医学院当时唯一的专项培养班。
2018年，舒强牵头成立浙江大学医学院儿科学院，打造覆盖本科、研究生、博士生、留学生、继续教育、护理等全链条儿科人才培养模式。
“儿科医生需求量大，优秀的儿科人才更是紧俏。”浙大医学院对儿科医生的培养，一直有偏爱。几任院长都是当年医学院毕业生中的佼佼者，而如今被录取到“卓越儿科班”的医学生在校期间就有浙大儿院提供一对一的导师，以及各种海外交流、早期接触儿科临床实践的机会。
2019年，首届儿科卓越班的学生毕业了，27名学生中，18名学生获得学校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其中直博8名，保研率达67%，远远高于医学院平均水平。另有2名学生到帝国理工大学攻读研究生，4名考研成功，继续深造率达88.9%。
有了人才的储备，就能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今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其中“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的任务中就指出，“针对婚前、孕前、孕期、儿童等阶段特点，积极引导家庭科学孕育和养育健康新生命，健全出生缺陷防治体系。”
建立出生缺陷预防体系，正是浙大儿院坚持了几十年的“健康工程”。今年4月25日，舒强教授牵头的浙江省出生缺陷防治民生实事项目正式启动。
在所有新生儿出生缺陷疾病中，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率一直居于首位。但先心病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原先很多家长、医生对先心病不够了解，有些完全可以治疗的孩子却放弃治疗，我很不忍心。”为了不放弃这些孩子，舒强接过了前几任院长手中出生缺陷预防体系的接力棒。2012年，舒强牵头构建了先心病监测网络，并成功建立了首个浙江省先天性心脏病救治网络平台。
通过覆盖浙江11个地区、50多家医疗机构的先心病监测网络，准妈妈们在产检时就可以得知孩子是否患有先心病。浙大儿院通过成熟的监测体系，对不同程度的先心病胎儿、患儿实施不同的救治方式。
在湖州，一位孕妇在怀孕时就被告知孩子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但是浙大儿院能治。“在这位孕妇生孩子的当天，我们提前派了救护车等在医院，等她生完孩子2小时之后马上接到浙大儿院做手术，这样的效率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前不久，浙大儿院党委书记舒强又接到了新任务——建设“儿科全球诊疗中心”，这不仅是浙大建设“双一流”的目标，也是浙江省“医学高峰”计划的一部分。
面向“健康中国”战略目标和国际儿科发展前沿，聚焦精准医学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政策创新优势，依托浙大医工信交叉学科汇聚生态体系，引进顶尖人才、推动儿科前沿研究、颠覆性诊疗技术研发和临床转化——最终成为国际儿科医学创新中心和医疗目的地。
从杭州市中心的弄堂小医院到儿科临床中心的“国家队”，这并不是浙大儿院的最终目标——未来，能够在国际儿科诊疗舞台拥有一席之地，才真正不枉几代人的奋斗，也不辜负所有人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