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我国经济攻坚克难、转型跨越之年，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谋篇起势之年。展望2020年，国内外环境愈加错综复杂，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的火车头，行稳致远，在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道路上将再创新章。
判断一：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进入挂图作战阶段，各城市行动纲领的“四梁八柱”基本完成，区域合作从框架协议向项目层面，再到制度层面加快延伸。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吹响了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集结号”。三省一市27个中心城市根据自身实际，制定了各自的行动方案。 上海方案提出，将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和虹桥商务区建设为重要抓手，率先探索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和路径模式，当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桥头堡，带动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 浙江围绕“1+1+5+5”重点区域建设，谋划了200多个重大项目建设，总投资超2万亿元，其中仅2020年计划投资就达3000亿元； 江苏坚持热点苏南、重点跨江、难点苏北“三点”并进，提出要从体制机制入手，实质性推动苏锡常、宁镇扬一体化，推进锡常泰、苏通跨江融合。 除了内部融入长三角外，跨省域的项目合作也在实质性开展。 三省一市签署了关于科技创新、金融服务、知识产权、应急联动等数十项框架协议。除了框架协议，各地在产业、交通、公共服务、政务等方面的合作也在提速。 各地积极探索异地招才引智和研发孵化，并将中试基地、产业基地放在当地，通过政策机制、优质服务、创业投资等长效机制促进飞地成果向本地转化。比如，上海张江（衢州）生物医药孵化基地、嘉善国际创新中心（上海）、瑞安市（安亭）飞地创新港等都在积极探索“研发在上海、生产在浙江”的协同创新模式。 2018年12月，嘉善与苏州工业园区签约建设中新嘉善现代产业园，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第一个重大区域合作产业平台，并已入选浙江首批“万亩千亿”新产业大平台。 制度层面的合作探索也在破冰。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例，不仅在管理架构上率先试行“理事会+执委会+发展公司”的三级体系，同时明确示范区的核心是一体化制度创新，将重点围绕规划管理、生态保护、土地管理、项目管理、要素流动、财税分享、公共服务政策和公共信用八个方面率先探索，示范引领全国区域协调发展。 另外，以上海、杭州、宁波为代表的10座长三角城市已经实现地铁扫码互通；科技资源51个服务事项在长三角实现跨省市的“一网通办”；在医保异地结算方面，长三角41个城市实现医保异地互通。展望新年，这种制度层面的同城化将会在2020年进一步提速。 判断二：长三角经济总量突破20万亿元，人均收入水平整体向2万美元迈进，7城市有望进军万亿俱乐部，“百花齐放”的区域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城市群的发展离不开中心城市。2019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中GDP总量超万亿元的城市达17个。其中，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宁波位于长三角，而南通预计也将在2020年突破万亿，届时长三角万亿俱乐部将达到8座，远远超过京津冀的2座和粤港澳的4座。 中国产业的空间布局正在向长三角回流。回顾过去十余年，当全世界经济几乎都在向沿海集聚时，中国经济却于2003年开始向中西部集聚，长三角地区大量企业因为要素成本趋升，出现投资外迁的现象，一度弱化了对全国经济的龙头引领作用。 至2013年，长三角地区GDP合计占全国比重下降至23.6%，比最高年份2005年降低1.4个百分点。在这个过程中，长三角各城市也率先启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逐渐摆脱了对高能耗、高污染、低水平产业的依赖。从2016年开始，随着新旧动能转换的持续推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占比开始回升，中间虽有波动但基本保持平稳，2019年三省一市GDP占全国23.7%，比2018年全年上升0.2个百分点，预计这一趋势将在2020年得到延续。 这也符合世界城市群的发展规律。东京都市圈、纽约都市圈、伦敦都市圈的经济总量长期保持在全国的1/3、1/5及4/5左右，经济发展质量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 上海的龙头地位依然不可动摇，但多个城市展现出独特发展路径。近年来，在空间资源极为有限的基础上，上海经济增速依然保持与全国基本同步，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中国芯、创新药、智能造、未来车、蓝天梦等先进制造业不断壮大，成为集聚全球创新资源的“强磁场”以及创新成果的“原产地”。 与此同时，杭州、南京、合肥等城市也在快速崛起，成为辐射都市圈发展的新诸侯。 杭州瞄准数字经济第一城目标，在布局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和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等方面引领世界； 南京依托雄厚的科教文化资源，大力发展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产业，从2016年开始，经济增幅连续11个季度保持8%以上，位居东部地区GDP过万亿元城市首位； 合肥围绕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目标，积极建设量子创新研究院、离子医学中心、天地一体化网络合肥中心、类脑实验室等一批科创平台，已成全国大科学装置最密集地区之一，崛起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之都。 苏州、无锡、宁波等其他经受阵痛的城市，在转型也逐渐找到了符合自己禀赋的发展路径，在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阔步前行。 判断三：中国人口迁徙从城乡迁移迈向大都市圈阶段，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世界级的都市圈，对人才等高端要素的虹吸效应将愈加强烈。 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几百年来，全球史诗般的人口大迁徙引发了区域兴衰、产业更替和政权更迭。 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自然、地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从长期和根本看，决定一个区域人口集聚的关键是该区域经济规模及该城市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简单地讲，就是人随产业走。 人口向都市圈化流动是历史规律，是全球现象。1950-2015年，全球城市化率从29.6%增至53.9%，该时期所有规模城市的人口占比均有明显上升。但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进入中后期，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增长将从过去的齐增变为分化，人口从乡村和中小城市向一二线大都市圈迁移，而中小城市人口增长面临停滞、甚至净迁出。 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35年全球城市化率将达62.5%，大城市和大都市圈人口继续快速积聚，但50万人以下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将降至1%的自然增长水平。 以美国为例，从1950到2015年，美国5-25万人的都会区人口比重仅增加0.3个百分点，25-100万人的都会区人口比重增加2.8个百分点，而100-500万人、500万人以上的都会区人口比重分别增加13.5、12.9个百分点。 中小城市的收缩现象已在我国出现，但长三角无论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人口都在增加。 根据清华大学龙瀛团队的研究，我国目前将近1/3的城市的人口在变少，被称之为“收缩城市”。 2010年以来，随着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以及老一代农民工老化，部分人口逐渐回流中西部，东部沿海人口开始负增长。但总体看，长三角城市仍在集聚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基本稳定在16%左右，其中一二线27城中有25城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从三四线城市来看，2011-2016年，长三角三四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0.78%，不仅高于全国三四线城市0.51%的水平，还快于珠三角0.61%的水平。而在中西部城市群，三四线城市多为净迁出。 从2020年乃至更长时期看，随着长三角同城化的推进，人口迁徙的制度障碍逐渐破除，长三角大中小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可能会进一步增强。 判断四：长三角将积极践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放开外资股比限制、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加快探索，打造我国高质量外资集聚先行地。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美双方已于1月15日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标志着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暂时“休战”。协议中的不少内容，正是中国长期以来寻求的改革领域。 比如知识产权领域，中美双方在商业秘密保护、专利有效期延长、打击盗版和假冒产品等方面达成共识，有利于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企业；再比如在金融服务开放方面，中美双方将在银行、证券、保险、电子支付等领域提供公平、有效、非歧视的市场准入待遇。外资企业已经占到中国企业的2%，吸纳了全国10%的城镇就业，创造了40%的进出口和20%的税收收入。 目前中美所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无疑给各城市吸引外资、改善营商环境打了一剂强心针。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FDI从2016年的1.75万亿美元下降到2017年的1.43万亿美元，2018年进一步下滑到1.3万亿美元。其中，流入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FDI创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最低水平。 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社会对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猜测性报道一直不断。但从实际数据来看，2019年，我国新设立外资企业超过4万家，实际利用外资9415亿元，同比增长5.8%。特别是长三角区域，仅江苏省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就高达235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19%。 在数量增加的同时，长三角吸收外资的质量也在提升，流入生物医药、智能制造、高端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高技术产业的外资不断增长，在当地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也越来越多，仅上海去年一年就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50家、外资研发中心20家。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长三角吸引外资的首要因素。尽管土地、人力等要素成本急剧上升，但长三角各城市在简政放权、尊重创新、服务企业等方式不断探索，堪称中国乃至世界标杆。 2020年，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升至第31位，连续两年列入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这与上海作为样本城市密不可分。 以特斯拉项目为例，上海作了两个突破，一是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允许特斯拉独资设厂；二是大幅简化审批流程，在2018年当年签约、当年取得土地、当年获施工许可基础上，2019年再次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新的一年，长三角地区将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打造我国高质量外资集聚先行地。 判断五：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经济新技术全面渗透，传统行业向数字化转型全面展开，数字长三角成为支撑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力量。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技术日新月异，推动以万物互联、数据驱动、软件定义、平台支撑、智能主导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经济时代加速到来。 随着数字技术全面渗透到制造业的营销、服务、生产、研发等环节，重点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加快，推动了轻工、纺织、机械、建材等传统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提升。据工信部初步统计，在305个智能制造示范项目中，数字化转型使生产效率平均提升37.6%，能源利用率平均提升16.1%，运营成本平均降低21.2%。 长三角地区无论在数字经济发展上领先于全国水平，且各有特色。根据阿里研究院与21世纪经济研究院联合撰写的报告显示，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总量达到8.63万亿,占全国的28%，数字经济占经济总量比重达到了41%。 浙江以数字经济为“一号工程”，全面实施城市大脑、电子发票、移动支付之省等标志性项目，杭州更是致力于打造数字经济第一城； 江苏在大数据、物联网、智慧江苏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特别是以无锡为代表的物联网产业以及以苏宁易购为代表的新零售产业，分别实现了消费端和生产端的数字经济革命； 上海依托雄厚的人才基础和产业基础，把发展信息消费作为变革消费模式、引领信息经济、带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信息消费规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安徽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以软件产业为突破口，已经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但放眼全球，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形势依然严峻，区域内近90%的芯片、70%的工业机器人、80%的高档数控机床和80%以上的核心工业软件均依赖进口。与此同时，量大面广的低小散企业众多，企业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不高，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设备联网率仅39%，MES普及率只有18%。 下阶段，三省一市要抓紧研究设立长三角科技创新联合攻关项目和计划，围绕数字经济“卡脖子”技术实行跨区域技术攻关项目申报、联合团队申报，并对成果进行联合示范应用。另一方面，要真正把基础研究看作国家科技实力的根基，尊重基础研究的规律和特点，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自由探索，加强重大基础前沿和战略领域的前瞻布局。 判断六：通过廊道经济带动区域协同发展，是联接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纽带。G60沪杭科创走廊和G42沪宁智造走廊，将共同组成长三角新兴产业两大增长极。 廊道经济的实质，就是用串联起大大小小增长极的发展轴线，通过极化效应与涓滴效应放大原有的增长极并推动沿线各增长极的联合，进而生成范围更大、一体化水平更高的经济区。 纵观国际创新发展，通过一条或多条高速公路作为重要连接轴建设创新走廊，是多城跨区域合作的一种重要模式，如从硅谷到旧金山湾的101高速，环绕波士顿市的128公路，东京城到筑波科学城的三乡国道等。 G60科创走廊最早由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于2016年率先提出，经过不断升级扩容，目前已拓展至上海、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9个城市，覆盖面积达到7.62万平方公里，区域内人口4900万人，GDP总量4.86万亿元，分别占长三角的21.2%、22.3%和24.9%，成为长三角跨区域产业合作的典型样本。 G60科创走廊的成功，折射出我国要素配置和产业布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从注重一城一地内部配置，转向跨城甚至跨省配置整合。 在长三角，如果要找出一条产业基础最扎实的经济走廊，非G42智造走廊莫属。这条走廊位于太湖北侧，与G60科创走廊互为犄角，始于上海桃浦工业区，往西路过嘉定，逶迤向西偏北而行，经过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止于江苏省会南京，共计6个城市。 这条走廊的特点是制造业基础雄厚，产业配套齐全，人才储备丰富，特别是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软件、光电等产业优势十分明显。 G60科创走廊和G42智造走廊的发展，未来将更加尊重科技创新的区域集聚规律，以两条走廊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创新发展的先行实践区，沿线集中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世界级科研机构、开放式创新平台、战略性科研项目，探索创新适应一体化发展的各项体制机制，不断降低人才、专利、企业、资金、项目等创新资源跨行政区流动的交易成本，构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长极。
